1923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一部《汉英双解韦氏大学字典》，正待发行之际，忽然接到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（即处理相关外事的公署）的公文，说是公廨接到本书原出版公司———美国米林公司驻沪代表克雷斯律师的诉状，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侵犯了米林公司的出版权及商标权；会审公廨已批准该公司的申述，告知商务印书馆在本案未审理之前，暂时不得出售该“字典”。一场牵涉国际间的版权纠纷案由此展开。
在接到会审公廨公文之后，商务印书馆立即聘请丁榕为律师，针对此案发表看法。丁律师认为：根据清光绪29年《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》第一款项，商务印书馆并没有违犯条约。因此请求公廨将原告控案注销。丁律师援引的这项条约，对于双方出版物是这样规定的：
“无论何国，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，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，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律例之利益，给与该国之人民。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，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，或译成华文之书籍，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，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，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，极力保护十年；以注册之日始，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。除以上所指明各书籍地图等件，不准照样翻印外，其余均不得享此版权之利益……又彼此言明，不论美国人所著何项书籍地图，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，刊行售卖。”
根据这项条约，商务印书馆的律师紧扣住其中版权保护范围为“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……”等句，认为此书并非“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书籍”，而是为美国人大学编述的字典为由，进行了辩驳。
同年的6月28日，在会审公廨，由中方的陆仲良襄谳（襄谳即专事审理的官员）与美驻沪领事阿尔门对商务印书馆代表进行讯问。讯问时，商务代表丁榕律师认为：本案还没有开审，是非还未判明，所以，禁止出售书籍的禁谕应当取消；7月6日，讯问继续进行，结果美国领事仍认为不能取消禁谕，中方襄谳陆仲良也同时宣布：美国陪审官宣布之堂谕，本会审官不表同意。由此可见，会审官之间由于国籍，立场的关系，也发生了分歧。最后，会审公廨定于8月21日开庭辩论，以作判决。
8月21日，8月23日两天，会审公廨连续开庭，针对此案进行庭审。为了更好地进行辩论，商务印书馆又聘请了另一位著名律师礼明加盟，与丁榕律师共同应付这场官司；上海书业商会因为此案关系书业全体及全国教育，也聘请了罗杰律师参加辩论。礼明律师在辩论之前，收集了大量有关中美版权方面的资料，因此不仅在法律条款上辩论有力，就从与社会背景等有关的理念解说上，也有颇能服人之处。
礼明律师从以下几个方面在会审公廨上发表见解。首先，他认为，鉴于国情，英美国人在版权问题上不能以很高的道德要求来约束中国出版家。他拿美国自身为例：“美国自政府奠定之日起，直到1891年，对于外人版权，并未加以保护；英国亦然。”他举例说，当时美国对其它国家当时的侵权，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仿佛。他在辩论中表达出这样一种合乎情理的观点：“西方教育在中国现方发达，中国领袖知从各方面提倡此项教育为必要，提倡之一法，在供给国人以低价的书籍；但欲供给国人低价之书籍，即在不能保存外人版权，否则定价将为外国出版家所挟持而不能从廉矣。”礼明律师这段申辩相当合情。在落后地方发展过程中，发达国家应当作出一些让步，否则落后地区更难发展；倘若没有对国外先进知识的吸收，那所谓版权问题便无从谈起。
关于《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》第一款项，礼明律师是这样解释的：“米林公司所出版之字典，最初并未存心供华人教育上及享用上之用，若果专为华人用，当然有版权，但试问米林公司果为华人而出此书否？原告编著此书时，心中决不想念华人当用此书，此书在华销数亦不敌在美者远甚，条约上既无此规定，自不能争何版权也。”也是紧扣“专为”二字做文章。既有条约依据便寸土不让。
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。礼明律师又举出一先前案例为证。在此12年前，即1911年，美国经恩公司曾在上海会审公廨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该公司的《欧洲通史》一书，认为侵权。当时商务印书馆也是聘请礼明律师辩护，当时即按此“专为”条律进行辩驳，最后以“商务”胜诉告结束。以此看来，今天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《韦氏大学字典》，亦可依循前例。
当然，美方公司有领事馆出面，也延聘克雷斯律师进行讯问，庭辩时你来我往，也相当激烈。作为证人，商务印书馆经历王显华先生也出了庭。针对提问，他以发展本国文化为出发点，陈述翻译出版此书的艰辛，申明并非以盈利为目的；认为“商务”是冒险来翻译此书的。原告律师追问王显华为何说别人绝不能译此书时，王显华有力的回答：“第一须钱；第二须人；外国人是决不能做的，我可以一定的说，以中国书店论，现时能者惟有商务。”
这些证词使得克雷斯难于再争辩下去，于是转了另一个话题。他指出商务印书馆在《韦氏大学字典》出版说明书上的一个圆圈图案，与美方出版社原书的商标一样，这明显是侵犯了商标权。王显华以图案属偶合，并且不知道此为商标进行辩解，但似乎不能脱清冒用他人商标权的事实。这一点，后来的判决公告中还是体现了出来。
当年9月21日，会审公廨对此案进行了判决。认为美方公司“不能提出充分证据，证明其在中美两国境内获有版权，”故此项版权自应驳回不理；但是，原告提出的书上图案，虽然也没有提出注册证据，但已使用多年，被告的说明书内似不应疏忽使用，故判定商务印书馆不得再将有此图案的说明书进行散布，应予销毁；并且此图案不得在其他各书上出现；由于原告已经将美国原版字典有相同图案的说明书发行，的确侵犯了商标权，对美国公司造成一定损失，故判决被告赔偿一千五百两白银。但以前所发临时禁谕“应予注销。”商务印书馆虽然赔了一些银子，但官司却赢了。因为已印好的《汉英双解韦氏大学字典》可以发行了，这才是版权官司的胜负所在。
这场事关国际版权的官司，离今天已近几十年，今天我们签署了国际版权公约，处理这类争端已有了新的基点；但中国出版界当年的一些立场和应变能力，还是值得我们注重的；值得我们借鉴、体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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